永宣盛世时期，对西南的四川西南部、贵州全境、广西北部、云南东部(云南的西部置乃是历史上的南诏国)、湖广西部的土司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流并治、改土归流改革，拓宽了国土的农耕面积。据《明史》七十七卷载：永乐初，更定屯守之数“临边险要处、地僻处、输粮艰难处、屯百名兵民者，委以百户;屯兵三百名者，委以千户;五百名以上者，委以指挥提督之”。“垦荒紧已、永不起科，这是破格地最大优惠地鼓励在和平环境下，兵无战事而转向西南当地屯田垦荒。只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屯田、垦荒者，在政治上、经济上均得到特级的照顾和优惠。出现了军屯于田、民乐于业的欣欣向荣、安居乐业、繁荣昌盛的景象。这个时期，西南的发展(夜郎)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。
明代永乐、洪熙、宣德三朝，开创了33年的繁盛局面，有“永宣盛世”之称。永乐皇帝在位期间，郑和下西洋远播中华文明，大型丛书《永乐大典》的编纂则空前系统地梳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。洪熙、宣德皇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，吏治清明，经济发展，社会稳定。在这段明王朝的鼎盛时期，强大的国力、繁荣的经济、复兴的文化都透过遗存的文物闪耀出璀璨的光辉。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瓷器、漆器、金属器等各门类工艺美术创作取得的非凡成就，恰恰印证着明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巨大作用。
封建史家认为：“明有仁、宣，犹周有成、康，汉有文、景”(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二八)。他们盛赞仁、宣时期，“用人行政，善不胜书。使天假之年，涵休养德化之盛，岂不与文、景比隆哉?”(《明史》卷八·仁宗本纪)或“吏称其职，政得其平，纲纪修明，仓庾充羡，间阎乐业，岁不能灾。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，民气渐舒，蒸然有治平之象矣”(《明史》卷九·宣宗本纪)。而永乐时期，明朝的国力最强，“威德遐被，四方宾服，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。幅员之广，远迈汉、唐。成功骏烈，卓乎盛矣”(《明史》卷七·成祖本纪)。
明初的永宣盛世从总体上来说，政治清明，社会安定，生产发展，国力强盛，堪与前代的文景之治、贞观开元盛世相媲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