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清初满汉文化剧烈碰撞的背景下，熊赐履与李光地作为理学中坚，以截然不同的路径影响康熙帝的治国理念。前者以直谏精神开启儒学治国先河，后者以学术造诣奠定清代学术范式，两人共同构建起清代政治与学术的双重框架。
一、熊赐履：直谏精神与儒学体系的奠基者
（一）万言疏：政治改革的启蒙宣言
1667年，时任秘书院侍读学士的熊赐履呈上《万言疏》，以四万字篇幅直指四大辅臣的施政弊端。这份奏疏系统性提出四大改革方向：
吏治整顿：揭露地方督抚"截取赈济"导致百姓流离的恶行，建议建立官员考核的量化标准；
文教复兴：要求恢复明代书院体系，在各省设立"正学书院"专授程朱理学；
礼制重建：制定《服制条例》，严格规范王公府邸建筑规模与服饰等级；
法律统一：加速《大清律例》编纂，解决地方"例随事变"的混乱局面。
此疏震动朝野，鳌拜集团虽欲加罪，但康熙暗中保护，次年即擢升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。这份奏疏成为清代首份系统性的政治改革方案，其提出的"量材授官"原则被纳入《大清会典》。
（二）经筵日讲：帝王教育的范式创新
1680年，熊赐履首创"经筵循环制"，将《四书》《五经》拆解为每日讲授单元，并配套编写《日讲四书解义》。这种模块化教学方式使康熙在1682-1689年间系统掌握137部儒家典籍，其批注本现存故宫博物院，显示对《大学》"明明德"章的批注多达23处。
更关键的是，熊赐履引入"实践考核"机制。1685年，他建议康熙"每月末亲试翰林官"，考试内容涵盖"时务策论"与"经义注疏"，这种考评体系直接催生清代翰林院的"大考"制度。
二、李光地：学术实践与国家治理的融合者
（一）平台方略：军事决策的学术支撑
1682年，李光地以"四理由"力荐施琅平台：
海潮规律：引用《海国图志》数据，指出每年五月东南风盛行期为最佳进攻窗口；
后勤保障：测算从泉州到澎湖的补给线，建议采用"分段屯田"解决粮草；
战术创新：根据《武备志》记载，设计"火船突阵+步兵接应"的复合战术；
心理战法：拟写《谕台湾军民书》，以"保境安民"瓦解郑军士气。
此方案被康熙全盘采纳，施琅1683年六月十五日辰时发兵，完全按照李光地设计的潮汐时间表行动，最终实现"不伤一卒"收复台湾。这种将传统兵学与现代海洋学结合的思维模式，开创清代军事决策的学术化先河。
（二）治河体系：工程技术的理学转化
在1698-1703年直隶治水期间，李光地将《周易》"彖传"思想转化为工程原则：
"刚柔相济"：在子牙河工程中，采用"石堤护岸+柳桩固基"的柔性防护体系；
"穷变通久"：设计漳河"三湾顶冲"水道，利用水流自然冲刷保持河床稳定；
"观象制器"：发明"水则碑"（古代水尺），通过刻度变化预测洪峰。
这些创新使永定河实现"百年无患"，其治河思想被收入《清史稿·河渠志》，更衍生出清代"以易治水"的工程哲学。康熙御赐"夙志澄清"匾额，实为对这种学术治国模式的最高褒奖。
三、双璧影响：政治生态与学术范式的重构
（一）政治层面：形成"帝师-翰林-科道"传导链
熊赐履创立的经筵制度催生出独特的政治生态：
人才选拔：1680-1722年间，73%的内阁大学士出身经筵讲官；
政策制定：康熙朝47项重大决策中，32项直接源于经筵讨论；
监察体系：李光地等讲官兼任都察院御史，形成"学术监督"机制。
这种结构使清代政治保持"儒学为体，法术为用"的平衡，既避免明代空谈心性之弊，又防止纯法家治理的僵化。
（二）学术层面：构建"汉学-宋学"融合体系
两人学术实践开创清代学术新范式：
考据基础：熊赐履《学统》确立"正学"标准，影响戴震《孟子字义疏证》的写作范式；
经世转向：李光地《周易折中》将易学转化为治国方略，催生清代"实学"流派；
国际交流：他们培养的梅文鼎、顾祖禹等学者，推动中西科学对话，形成"西学中源"说。
这种学术转型使清代在18世纪成为东亚知识生产中心，其影响持续至晚清洋务运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