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嘉靖至隆庆年间，东南沿海倭患肆虐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沿海防线几近崩溃。俞大猷以“俞龙戚虎”之名，率领俞家军纵横江浙闽粤二十余年，成为平定倭患进程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力量。他始终秉持“谋定而后动，计定而后战”的用兵原则，在漫长的抗倭征程中逐步扭转明军的被动局面，为守护沿海生民筑起一道坚实的海上长城。
在浙江战场，俞大猷率先打出了抗倭以来的关键胜仗。1555年的王江泾大捷，他率军与倭寇主力激战，一举斩首两千余级，史书盛赞此战为“自有倭患以来，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，此其第一功”。此后他又率水师追捣舟山金塘岛贼巢，斩杀生擒倭寇四千余人，彻底肃清浙东沿海的大股倭患，让一度闻倭色变的东南军民重新看到了平倭的希望。即便因官场牵连屡遭贬谪，他也从未因个人进退放弃平倭职责，始终坚守在抗倭前线。
福建抗倭的转折，同样离不开俞大猷的关键指挥。1563年倭寇攻陷兴化府，福建全境震动，俞大猷与戚继光、刘显会师后，采取三面夹击的战术，仅用四五小时便取得平海卫大捷，歼敌两千余人，一举收复兴化府，彻底扭转了福建抗倭的战局。此后他又率军南下，在南澳之战中水陆合围，焚毁海盗吴平的全部敌寨，歼敌数千人，端掉了广东沿海最大的倭盗据点。紧接着在海丰邹堂、大德港等地连续追击，将残留在广东沿海的倭寇势力逐一肃清，困扰东南沿海二十余年的倭患至此基本平定。
俞大猷的平倭之功，不止于战场之上的冲锋陷阵。他独创楼船战阵，主张“御敌于海上”，以巨型战舰为移动堡垒配合火器压制，从源头上拦截倭寇船队；又改良独轮偏厢车创立兵车营，让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思想在实战中落地生根。他所著的《剑经》不仅是中华武学的经典，更将“练兵先练胆”的治军理念贯穿始终，带出了一支秋毫无犯的俞家军。他身居高位却家财不满百金，赈灾济民、军纪严明，被沿海百姓尊称为“俞佛”。《明史》评价其“功在边陲，褒然为诸将之首”，这份转战东南、护佑海疆的功绩，至今仍在沿海的街巷与祠庙中被后人长久铭记。
